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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胡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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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天胡——(笔名胡岸,原名胡玉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河北画院版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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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一)  

2017-02-24 17:02:42|  分类: 材料技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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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一) - 天胡 - 天胡说画 
十竹斋笺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人们多了些闲暇,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距离我们还很近的过去,恍然发现,过去的历史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在感觉上却十分陌生,本来完整的、生动的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想从记忆中挖掘一些当时事情的细节都已十分困难。在与小女谈论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过程时,渐渐地回忆起一些与我共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起来即成就了“荣宝斋木版水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其中有些故事已被人讲过多遍,在此,我只讲一些我亲历的、尚还记忆清晰的故事。
一 郑振铎先生与荣宝斋木版水印
  郑振铎先生与荣宝斋木版水印可谓渊源深厚,但是,见诸文字的多是先生委托荣宝斋刻印《十竹斋笺谱》的故事。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王仁山经理和当时荣宝斋的员工一力承担下刻印《十竹斋笺谱》,只是为荣宝斋绝地逢生种下了一颗“善种”, 并以此与郑振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木版水印”因缘,在公私合营前后这段时间,先生实际上成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的“领路人”。
  一九四九年秋天,当王仁山先生在去台湾开店的途中辗转数月而不能达到目的,沮丧返京后,郑振铎先生的出现给荣宝斋带来了生机,从此,荣宝斋率先走上了公私合营、进而跻身为国有独资企业的“光明”之路,而郑振铎先生也获得了更多“关照”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机会。
荣宝斋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一) - 天胡 - 天胡说画
木版水印 新罗山人《花鸟图》
 
  一九五二年,荣宝斋终于确定了经营方针后,《十竹斋笺谱》又成为荣宝斋新生后第一个木版水印出版物,郑振铎先生不仅为重新刻印的《十竹斋笺谱》写了序,还提供了一九三四年刻印时的缺页,使重印的《十竹斋笺谱》“终成完帙”①。
  《十竹斋笺谱》重新刻印成功后,郑振铎先生又建议荣宝斋编辑印刷出版了《敦煌壁画选》。当郑振铎先生看到这部《敦煌壁画选》后,十分高兴,主动为之作序,高度赞扬这一出版盛事。
  在完成了这些复制品后,郑振铎先生认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已具备了充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但不应仅停留在此,而应有进一步提高。于是,他从文物局借来了小写意花鸟画—《新罗山人花鸟图》交给我们研制。从技术上讲,复制这张画要解决几个难点:一是用什么样的纸印刷;二是画中工写兼备的笔法,如鸟的羽毛等如何表现;三是如何表现和控制小写意画的晕染程度。而这些技术在以前复制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如果能突破这几个技术难点,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的适用范围将大大扩充,因为,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明清以后,有许多是小写意画。
  这幅画复制出来后,我们拿给郑振铎先生看,他对复制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建议我们送给叶圣陶先生一幅。我们知道,郑先生的用意是想借叶圣陶先生这个文化高端平台将荣宝斋木版水印画推广出去。一天下午,荣宝斋副经理王士之找我,说,咱俩去趟叶圣陶先生家,给他送一张木版水印的《新罗山人花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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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封套
 
  由于年代已久,当时叶先生家的具体位置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在西城, 距当时的中组部不远,是座只有一间房宽的小院,院门在西面,院内北、南、东三面有房。郑振铎先生已事先与叶先生通过电话, 因此, 当我们到来时,叶先生已在家中等我们了。先生的一位家人将我们带进北屋。北屋共有三间,中厅布置很简单,迎门有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八仙桌对面靠墙分别摆有两个长沙发。先生就坐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来,他站起来迎接。王仕之似乎与之很熟的样子,先与先生寒暄了一阵,之后说:“我们最近印了一张《新罗山人花鸟图》,送来请先生指教指教。”这时,我就在旁边打开了画轴,请先生欣赏。先生很仔细地看了一阵儿说:“很好!很好!很像真迹。”接着就问我们是怎么印出来了。王仕之向先生介绍说,这位孙树梅同志承担复制这张画的工作,请他给您讲讲。于是,我就将荣宝斋的历史和印制信笺的传统向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说,我们的木版印刷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不仅能够印制缩小版的信笺,还能按原作尺寸印制,这张画就是听从郑振铎先生的建议试制出来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印过了徐悲鸿先生、齐白石先生的大写意画和《敦煌壁画选》,现在我们又印制了这幅清初画家华的小写意画,并根据原画对印刷所用的纸张进行了作旧处理。今天拿来一幅送给先生,请先生多多指教。先生认真地听着介绍,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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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内页一
 
  他说,你们印的非常好,我很喜欢。后来,听去过叶先生家的人讲,先生将这幅画挂在了他家的中厅,并引起了许多访客的关注,而叶先生也就借机将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介绍给他们。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叶先生还抽空写了一篇题为《瞒过了专家的眼睛》的评论,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叶先生在该文中写到:“我总是觉得,中国画固然可以用彩色铜版复制,可是铜版随你印得怎样,看起来总像照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纸是铜版纸,色彩是油墨,物质条件不一样,自然不能完全传出原画的意趣。而荣宝斋木版水印画却不用借助网纹,它根据原画的内容和笔意,持刀如笔,设色如画,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晕,在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不是原作,酷似原作,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②
  从此,荣宝斋木版水印以专家评论的方式正式推介给了广大读者,并意外地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一九五六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专门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十几分钟的纪录片,首次以影像形式向公众展示了木版水印的魅力。该纪录片放影后很受欢迎,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是刚刚试制出来的国产彩色胶片,影像很快就老化了,所以,几年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时间更长的纪录片,后来我们看到的所谓最早的木版水印影像资料基本上都是第二次拍摄的。
  郑振铎先生就是这样精心呵护着摇篮中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使之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摘自《荣宝斋期刊》,文/孙树梅口述 孙志萍整理)

 

二 郭沫若先生的《百花诗》与《荣宝斋画谱》
  一九五九年,虽然“反右运动”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在言论出版方面却显得更加谨慎,对于荣宝斋这个只能『间接』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机构来说,在出版选题策划上就更加注意。但是,看着当时这么多优秀的画家都无事可做,而荣宝斋在复制品种上又显得过于单一,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能够既出版了新的作品,又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有一天,侯恺经理想起了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创作的《百花诗》,这是一组在“大跃进”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诗作。侯经理认为可以考虑出版一本以郭老的《百花诗》为主题的诗配画。我当时觉得这个选题太好了,可以借郭老这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为我们的出版物提供政治保护。同时,我建议说,郭老不仅诗好,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著名大书法家之一,如果郭老能将他的诗抄写一遍,这本诗配画就更精彩了。当时有人担心说,郭老很忙,我们要的又急,恐怕不一定成。那时,郭老经常来荣宝斋,在我们商量好这个选题没多久,郭老就来了,侯恺经理立即召集我们相关人员与郭老座谈。郭老听了侯恺经理的介绍,非常高兴,并很痛快地答应抄写《百花诗》。在谈到找什么画家为诗配画时,大家都停住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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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内页三
 
  因为,齐白石先生那样的大写意花卉不能充分表现这一题材,而画小写意花卉的几个有名的画家,如王雪涛先生等,当时被打成“右派”,不好启用。我知道郭老比较喜欢色彩鲜艳、笔触精致的工笔画,看看没有人说话,于是我说,可以考虑找于非闇先生配画。郭老听说后很赞同,并说,他很喜欢于老的工笔花卉。这样,诗配画的《百花诗》选题策划就完成了。不久,郭老就将抄好的《百花诗》送来了,并为出版题写了跋。曾被一时传为美谈的“侯恺给郭老改文章”的故事,改的就是这个跋中的一个字。当我们与于非闇先生联系时,于先生说,他因病已经很久没画了,但是,他向我们推荐了他的两个学生—田世光和俞致贞。因为当时两位画家的名气还不是很大,我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找门市部的人与两位先生联系,请他们来荣宝斋相商此事。两位先生很快就到荣宝斋来了,侯恺经理将我找去与他们一起谈为《百花诗》配画的事。两位先生听侯恺经理介绍了这个选题计划后,非常高兴,俞致贞兴奋地说;“这下,我们这朵‘老花’也要放一放了。”接下来是分工。我想,虽然于非闇先生现在不能画,但是,作为当代工笔花卉画大家,也应将其一些符合选题主旨的作品选进来。于是,我们去于先生家,从他以往的画作中选了《兰花》《牡丹》和一幅白描《水仙》。剩下的由俞、田两位先生自己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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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封套
 
  田世光先生当时正值壮年,画画速度较快,他承担了较大部分,大概有六十幅左右。分工完毕,两位先生说,其中有一些花他们没见过,比如“十姐妹”“风信子”和“蒲包花”,在传统花卉画中,这些花很少入画,荣宝斋是否可以帮忙查找一下。后来,这件事被郭老听说了,他立即安排两位画家去北京植物园寻找标本、写生。后来听田世光先生说起过:有些花的名字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乡称谓。如:“天鹅蛋”“柳穿鱼”等,他不知是什么花,就去请教郭老,郭老指着自家窗台上的“仙人球”说:这就是“天鹅蛋”嘛!并说,“柳穿鱼”就是北方人所说的“龙头花”。自新中国成立后,两位画家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创作机会了,因此,对这次机会十分珍惜,很快就画出了第一批画,我们立即组织分版勾描、刻板。但即使采用了创作、分版勾描、刻板、印刷同步进行的立体实施方案,这套诗配画的《百花诗》也耗时一年多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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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一
 
  这些画的画面虽小,但画面色彩丰富,平均下来,每张画都有二十多个套版,全书总版数达两千多套,较多的要属于非的《牡丹》、田世光的《蜀葵》《十样锦》和《大丽花》等,每张都将近四十套版,最多的是最后一张《其他一切花》,将近一百套版。当时参与分版勾描的有李伯实、郭慕熙、董燕娜;刻板技工除张延洲之外都参与了;而印刷的技工就更多了,当时只要没有其他紧要活的人,就都参与了印刷。按规程,每版活儿最多可印三百张,我们就按最高数开印,共印了三百本。《百花诗》印完,装订成上下二册,并使用了郭沫若先生为荣宝斋题写的“百花齐放”手书作为书名题签。
  印制完成后,我们按规定给郭老开稿费,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最后,郭老想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你们拿稿费钱,请荣宝斋所有参与出版印刷《百花诗》的人一起到鸿宾楼吃顿饭。听说郭老要请客,大家都非常高兴。要知道,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中期,饥饿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忍受的。这次请客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两个大大的圆桌坐满了人。除了荣宝斋参与勾描、刻板、印刷及辅助人员,还有田世光、俞致贞两位画家。那天,萨空了社长也来了。此时,于非闇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这件盛事,实为憾事。
荣宝斋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一) - 天胡 - 天胡说画
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二
  在《百花诗》印制过程中,欣赏着这些精心描绘出来的花卉,我发现,从总体上讲,当代画家的绘画技艺绝不逊于古人,甚至,当代画家在技法和用色上更为丰富、更有创造性。因此,我就有了仿照《芥子园画传》,以当代优秀画家画作为基础新编一套画谱的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编四卷,分别为花卉、人物、动物、山水。当《百花诗》完成后,我就立即动手,从中选取了五十一幅画,并请俞致贞先生为“芙蓉花”画了步骤图解,同时编写了技法教程。采用木版水印技术印出这五十一幅画的白描线条、“芙蓉花”技法步骤和几幅完整作品,编辑了一本《荣宝斋画谱—勾勒花卉部分》。
  这本画谱编好后,我就被派到党校学习。我从党校回来后听人说,我去党校期间,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荣宝斋参观时,侯恺经理将编辑《荣宝斋画谱》一事向陈毅同志讲了,并请他给写一篇序。在王昆仑的“怂恿”下,陈毅同志痛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就将其用毛笔手书的序让秘书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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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画谱》封面
 
  陈毅同志在序中写道:“画谱的刊行,我们拍掌欢迎。近代作画的不读芥子园画谱是例外,好像作诗词的不读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是例外一样。古人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话讲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搞任何学问要老老实实,先搞基本训练,讨便宜、走捷径,是不能成为大器的。《荣宝斋画谱》保留了中国历代画学的传统, 又照顾到各时代的流派, 且着重具有生活气息, 而制作者又系现代名手,可以肯定说,它的水平大大超过了旧谱,值得欢迎,值得介绍。祝谱学新生;祝画学大发展!”
  由于这本画谱在当时并不属重点项目, 因此, 按正常情况投入人力,费时将近一年,当时售价定为五十元。虽然许多人很喜欢,但是,一看到定价就都放弃了。根据当时的国家标准,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由于销售不畅,另外又有其他紧要的事,就将《荣宝斋画谱》这个选题放下了。没想到,一放就是十多年,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才有机会重新恢复《荣宝斋画谱》的出版。
荣宝斋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一) - 天胡 - 天胡说画
《荣宝斋画谱》中陈毅的题词
 
  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米景扬来找我,说,河北一家出版社组织了一本王雪涛先生的花卉技法书,由于对政治方向把握不准,一直犹豫不敢出。问我们能不能拿过来出版。我一听,这正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我赶紧说:“好吧,拿过来,我们出。”这样,王雪涛先生就与河北这家出版社办理了退稿手续,很快将稿件送了过来。我们只是作出一些文字加工,并加上了一些说明文字。当时我策划《荣宝斋画谱》的本意就是要为广大中国画爱好者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普及教材,搞一套现代版《芥子园画谱》。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我们吸取了《画谱》第一册的经验,这次没有采用木版水印,而是使用了胶版印刷。虽然胶版印刷的效果远不如木版水印,但售价却大大降低了,当时售价仅为两元。没想到,这本《荣宝斋画谱?王雪涛绘?写意花鸟草虫》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热销,它及时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学习中国画的渴求,第一版开印三万本,一抢而空,两年间再版五六次,印数达十几万。此后,《荣宝斋画谱》成为了一个长线出版物。一九九二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一九九四年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目前,《荣宝斋画谱》已出版了二百余册。
注释:
  ①详情参见《我亲历的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相关章节。载《荣宝斋》二零一二年第六期,第二五八页。
  ②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保存的一些书籍、杂志都已散失,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当时的原文。后来,在郑理所著《荣宝斋三百年间》中发现了这段话,我询问他这段话是否摘自叶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事情已过去多年,也不记得了,但依稀有些印象应当是那篇文章的内容。
 
(摘自《荣宝斋期刊》,文/孙树梅口述 孙志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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